大小孩子

起搏器，伤透了父亲的心(What Broke My Father’s Heart)

十一 22

丹故事 心灵, 心脏病, 治疗 No Comments

作者：卡特.巴特勒（凯巴特勒）
原载：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纽约时报杂志”
翻译：萧雪桦

三年前十月的一个下午，我探望父母时，母亲向我提出一个让我畏惧而又希望能予成全的恳求。她刚从那日本生铁茶壸──一个像小南瓜的茶壸──给我倒了一杯格雷伯爵（伯爵茶）茶。院子里洒满康涅狄格州和煦的阳光，两只红衣凤头鸟正在鸟澡盆里戏水。母亲的白发拢在后颈，低缓地对我说：“请帮个忙，替我关掉杰夫的起搏器吧。”杰夫是父亲的小名我点点头，心乱跳。。

楼上，85岁的父亲杰佛里正在他们俩共用过的睡房里，躺着小睡。父亲是威斯利仁大学（Wesleyan大学）的退休教授，患有老人痴呆病。他右边锁骨下微隆的皮肉里，就是那让他的心脏活得比大脑长久的起搏器。起搏器有怀表大小，差不多五年来，保持着他的心脏有节奏地跳动。其中的电池还有五年寿命。

吃过茶，我知道母亲会到父亲床边照料他，他的床褥用防水胶布包裹着。她会带父亲去厕所换尿布，再扶他蹒跚到沙发坐下，让他一言不发地呆几个小时，佯作阅读乔伊斯卡罗奥茨的书，只是一扭头看窗外，书就掉到膝盖上。

先得说明父母是相爱的，我也爱他们，然后才能细说老人痴呆给父亲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又怎样间接影响到母亲。我还要先说，母亲瓦莱莉懂得给地板上漆，能按“时尚”杂志上照片的式样给父亲缝制礼服，她把父亲当作好朋友。还得说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轻易放弃过。

父亲生于南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左臂，但可以在家里的起坐间里造出直抵天花的书架，可以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可以当橄榄球教练，又可以与我两个兄弟结队，驾着他心爱的罗得岛19号帆船在长岛海峡遨游。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叫我起床，爱边咯咯笑，边神气地念着古波斯诗人奥马尔亚姆“柔巴依集“里的诗句：”起来，我的小人儿在生命的醇醪在杯里干涸之前“又或者，念出”哈姆雷特“中的句子：”！。愿飞翔的天使，用歌声伴你安眠。“

现在我看着他，想到一九零四年死于肺痨的契诃夫契诃夫曾这样写道：。“每当家里有人久病不起，复康无望，就会有痛若难耐的时刻，这时，大家都在心底里怯懦地，悄悄地盼望着他离去。“隔了一个世纪，母亲和我都在渴望父亲胸口里的那器械停止运作。

直至二零零一年，我和两位兄弟──都住在加州──都以为父母即使有点小病，仍然可以安享悠长，健康的晚年。他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加上一系列先进医技术─ ─各种疫苗，抗生素，去纤颤器，911救护网络等等──辅助，不大可能像前人般过早死于肺炎，感冒，心脏病。他们每天散步，母亲练习瑜珈，父亲在写他的出生地，南非一个小镇的历史。

简单地说，他们看来属于受到美国医疗制度眷顾的一群，尽管这个制度支离破碎，照顾不均，浪费资源。老年保健医疗（医疗保险）加上附加的保险，可以支付专科医生和他们信赖的内科医生罗伯费尔斯的费用瘦削，戴眼镜的费尔斯医生和他们一样，都不赞成诊疗过当他曾对我说：。。。“我与你的父母契合，你却与谁都不契合。话要像从心底里从心灵里掏出来，才能较易让人明白。“

他们又是不以苦乐为意的斯多葛派，在宗教上是不可知论者他签署了“医疗遗嘱”（生活会，译者按：就抢救事宜立下志愿的法律文件）。，签署了。医疗保险授权书母亲看到朋友一再被癌病逐步夺去生命，也签署了赫姆洛克协会（学会铁杉，译者按：美国一个主张有权选择安乐死的组织）的“最后出路”（决赛出口）文件，放在书橱里。即使这样，我看着他们受到一系列有违常理的经济力量左右，失去对自己生命的自主权。这些力量作用于心脏病专家，医院，特别作用于先进医疗器材的生产商，把医疗手段推到极限。到了某个难以界定的时刻，父母不但不能在对抗突然死亡的战争中得益，反而成为受害者。

事情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发生意想不到变化的，那时79岁的父亲看来很健康，还没有安装起搏器，忽然在家里的厨房摔了一跤，发出隆然巨响。他中风了。

他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回家后就再没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正如我说过，他不轻言放弃，努力再学会系紧腰带，用电脑打字，独自拖着一条腿散步，还到大学的泳池做物理治疗可是，他再不能自己穿衣服了，也再不能自己读他一直在写的书一天，他结结巴巴地对母亲说：。。“我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他的中风毁了两个人。此前，母亲是个中上阶层的主妇，闲来会练习书法。

之后，她成为美国几千万人的一员，这些人大部分是妇女，都要照顾家里一名年纪较大的成员。

他/她们的人数与日俱增。老年人得到先进医疗科技之助，如今可以一再安然度过以前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使“老人中的老人”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年龄组别人口。美国85岁以上的老人，三分之一有老人痴呆病（比例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长寿）。其中半数至少不能自己做一种日常活动，例如穿衣，做早餐。即使雇了一名能干的女士帮助父亲淋浴，77岁的母亲每星期的“当值”时间仍达80小时以上。她的血压上升，体重下降。一次按常规去见费尔斯医生时，她不禁哭了起来。她得服安眠药，降血压药。

父亲说，他终于相信，他死去会对母亲好些二零零二年秋天，我与父亲一起散步时，他用中风后不清的口齿对我说：。“她会泣寡妇之泣，然后一切无恙。“很难说他们谁比谁痛苦。

那天，当我们在落叶上走过时，我想起了父亲的父亲，厄尔尼斯特。布特勒。他是一九六五年去世的，终年79岁。那时，心脏起搏器，植入式心脏去纤颤器，冠状动脉支架，心瓣更换等还未出现，无法把耄耋老者从死亡关口拉回来。祖父把一些很久未完工的椅子造好，把木工房清理干净后，心脏病发作，两天后就在医院简朴的病床上去世了。我握着父亲柔软，布着斑点的手，心里偷偷希望上天见怜，让他也可以同样离开。

那年圣诞节前几天，父亲做了颇费劲的水疗后，腹股沟疝疼痛起来。母亲带他去见费尔斯医生，费尔斯转介他去看当地一位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又转介他去看一位心脏病医生，以确认手术可以进行。心电图检查显示，父亲心搏较慢，这由来已久，没有病征，在老人之中并不罕见。那位心脏病医生约翰。罗根可就是不同意手术进行，除非让父亲装上起搏器。

罗根医生后来告诉我，不安装起搏器，父亲可能在接受手术时，或者几个月后，死于心跳骤停。他是第二次给父亲看病了。此前一年，他也曾因为父亲心搏较慢而建议父亲安装起搏器。那时，父亲还未中风，很正常，他接纳费尔斯医生的意见，认为这是治疗过当（过度治疗）。

我自此发现，父亲这种医疗上的保守主义并不罕见。据医学研究组织达特茅斯阿特拉斯的分析，对于进取的治疗方法，病人全面了解其中利弊和其他选择之后，会比医生更抗拒接受。一份研究报告说，不接受的病人接近一半。此外，很多医生假设病都人都想延年益寿，其实很多人不这么想。“美国老年病学协会学报”（即美国老年医学会杂志）一九九七年一项研究显示，一所医院调查重病患者后发现，三成人说，与其永远活在疗养院“，不如死去。”美国心病学院（美国心脏病学院）二零零八年的调查发现，严重心脏衰竭的病人有28％说，若能换取正常健康，宁愿少在眼前状态下多活两年。

当罗根医生第二次建议安装起搏器时，父亲经过中风，已无法参与讨论，甚至可能无法衡量利弊得失了。决定得由母亲作出，她渴望减轻父亲的痛苦，并因为照顾父亲而劳累不堪;她很尊重医生，本身又不是先进医疗科技的专家她同意了这是父亲生命里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可只消几分钟就敲定了费尔斯医生是从传真得到通知的。。。 。

费尔斯爱我的父母，对他们的感受洞若观火。他继续反对安装起搏器，对于死亡，无所忌畏假若他可以和父母一起坐下来，他就会解释，起搏器的电池有十年寿命，并会询问父亲，愿意在近乎无法与人沟通，又无法照料自己之下活到89岁吗？他会与父母讨论另一选择，考虑安装临时的体外起搏器。我后来才知道，这装置可以监察着父亲安然接受手术。可是母亲没有征求费尔斯医生的意见，而如果她这样做的话，目前的制度对费尔斯医生是不利的。按照老年医保健计划，他每次正常看一个病人（这往往花很长时间）可以得到54美元，而打电话跟罗根医生和那外科医生商订医疗计划则没有分毫报酬。

老年医疗保健计划此后已有一点改善，据去年提交众议院的医疗改革法案草案，医生进行这样的商讨可以得到好得多的报酬可是这样的条款被歪曲为对“死亡陪审团”的补偿，接着。就删除了。在父亲这个案例中，只有很简单的“知情─同意”程序，这由外科医生进行，只说些小手术的老生常谈风险。

我相信，父亲的医生处于彼此隔离而又受时间催逼的医疗制度下，已尽力而为了。可是在缺乏其他指引之下，医生所作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利益左右。假若我们是在马约医院（Mayo诊所）看病，情况可能不一样，那儿的医生是受薪的，有电子病历，对病人的照料由单一医生统筹。中城医院（Middletown市）实行的却是按服务收费的制度，医生向病人推销自己的服务，然后逐项收费;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没有严格规限;思维是短视的，一旦决定不作治疗，就谁都没有收益，这运作全归市场主导，谁都作不了主。

于是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二日，那位外科医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给父亲安装了起搏器。医生从老年医疗保健计划得到461美元报酬，而医院的帐单是12000美元，其中7500美元付给生产起搏器的圣茱迪医疗公司（圣犹达医疗用品）。几天后，疝病手术也做了。

这是研究普通科医生长期牢骚的一个好案例，就是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给予执行程序的医生的报酬，远高于就是否要做有关医疗程序作出诊断的医生。美国家庭医学院（美国科学院家庭医生）董事局主席泰德。艾帕利医生说，医疗过当（过度医疗）继续受到推动，是因为受益者──包括专科医生，医院，药厂，医疗器材生产商──都花钱到国会做游说，而公众既无从参与。

据“勇于回应政治中心”（为响应政治中心）说，医生，医院，药厂，医疗器材生产商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去年花了5.45亿美元做国会游说。这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人员估计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5100亿美元有两三成花去做不必要的化验和治疗;为什么控制成本的建议在保健改革中一踪即逝;为什么像费尔斯这样的医生一年平均有17.3万美元收入，而像罗根那样不开刀的心脏病医生可以拿4190万美元。

这个制度不会厚待说“不”的人，那怕说“等一等”的人，即使像我母亲这样节倹，有智慧，爱读消费者报告的人也不厚待。老人医疗保健计划和提供辅助的保险计划，几乎给父亲的起搏器提供百分之一百的赔偿。母亲及后一年购买了新的佳美保险，则可得到多点政府监管的消费者信息。

这样，父亲由电子管理的心脏──现在要经常接受由老人医疗保健计划付费的监察──成为价值240亿美元的全球心脏器械工业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医院财政状况的间接补助者。心脏器械生产商有接近三成的利润率，医院收入的两成和利润的三成来自心脏手术与诊治。

二零零三年元旦后不久，母亲才打电话告诉我做手术的事，手术很顺利。她说，没有及早告诉我，是因为不想我担心。我心里一沉，但没有说什么。默默期待挚爱的父亲的心脏衰竭是一回事，主动唆使他死去是另一回事。

起搏器给双亲带来了两年人间地狱般的日子。当初，他们不屈不挠，父亲的情况不好不坏。母亲重读了兹恩。津恩（兹恩-津恩）的“大灾大难的生活” （全巨灾生活），买了一本自我增强忍耐能力的书，每天起来就作冥想。

二零零五年，随着衰老而来的衰退，减慢了父亲的心跳，也影响到他的眼睛，肺部，膀肛，肠道功能。小如头发丝的血凝块，堵塞他的脑血管，使一团团神经细胞缺氧死亡。他失聪之余，又因为黄斑病变逐渐失明，要作眼部注射，每次花近二千美元。几个月后，他到大学的泳池去后，不知道怎么回家。他开始失禁。他逐渐坍颓，就像一栋要靠支撑不至倒塌的老房子。

。。二零零六年夏天，他在家里的车道上跌倒，脑部出血不久之后，他要被强制性擦牙，擦了又擦母亲在日志上写道：“我嫁给的杰夫… …再不是同一个人了。我的生命已颓废。这持续五年了，可怖啊。“日志是一位社工建议母亲要坚持写的。可是父亲的心脏起搏器继续运作着。

在生物伦理学家论辩生命延续技术时，很少会顾及像母亲这样的人。可是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二零零七年一份研究报告，负责照顾老人痴呆病人的家人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会发生病变，染色体的终端蛋白（telemeres）出现衰变，显示生命会缩减四至八年。

母亲每当不开心的时候，就冥想，或打扫地方。我不开心的时候，就“谷歌”。二零零六年，我在“谷歌”中发现，可以不用做手术去关掉起搏器。护士，医生，甚至起搏器的推销员都这样做过，通常在临终病床上。它是个白瓷器具，像个电视遥控器，形状似小孩吹气球的棒棒，可以埋在父亲的胸肌里。只要按几个键，就可以让它刺激心脏的电脉放缓，直至最终失效。据我所知，父亲的心脏很可能不会因而停顿，而只会按原来的缓节奏跳动。幸运的话，他的心搏会停止，他或许会在几个星期内，可能在梦中去世。假若不幸，他会在各个重要器官都无法得到充足血液供氧下，痛苦缠绵几个星期。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的起搏器会继续运作若干年，就像迪士尼乐园“梦幻乐园”中巫师不断飞行的扫帚，不知疲倦;就算父亲痴呆得不能说话，不能吃喝，不能坐立，他的心脏还会跳动，直到他喘完最后一口气。他给埋葬了，起搏器还会在棺材里给他已死亡的心脏传送讯号。假若他被火化，得先从胸腔里挖出起搏器，以防爆炸毁墙伤人。

我在网上发现，起搏器──有点像呼吸器，心脏去纤颤器，输养管──最初是外用，暂用器械，以助少数病人度过短暂的医疗危机。它接着改良为电池驱动，成为植入的常用器械。老年医疗保健计划一九六六年通过把起搏器纳入保险范围后，起搏器的新市场爆炸性扩张起来。如今，美国每年有四十多万人安装起搏器，八成人的年龄超过65岁。据研究机构达特茅斯地图集以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数据分析，每年新安装起搏器的人当中，有近五分之一（即七万六千人）年逾80岁。今天安装心脏器械的典型患者，是至少有一种严重慢性病的老人。

多年来，随着技术改进，这些装置的电池寿命延长了，对心脏病的适用范围也扩大了。据一九八四年的美国心脏病学院指引，有“需要”或者“尚可适用”起搏器的心脏病况有56种，另有31种“不需要”使用。到二零零八年，强烈和一般推荐使的病况达到88种，加入的大部分属于不愠不火的“尚可使用”类别。

扩大使用起搏器，没有充分的研究作支持。整体而言，只有5％的推荐项目得到一项以上的双盲抽样研究支持，这是以证据作基础的医疗方法的黄金准则。更有58％推荐适用项目是毫无根据的，靠的只是“专家共识”。撰写二零零八年指引的17位心脏病专家中，有11位接受心脏装置制造商的资助，或者在接受资助的机构工作。有七位，限于接受资助的规模，只参与撰写指引，无权投票。

根据杜克大学临床研究院（杜克大学临床研究所）的心脏病专家Pierlugi Tricoci说，几乎所有心脏病疗法的评估都采用这样的模式，就是科学研究薄弱，业界关联强大。Tricoci去年在“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即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发表与他人共同署名的文章指出，二万七千份广泛采用的心脏病疗指引大部分靠专家意见写成，只有11％是根据上述黄金准则撰写的。

文章警告，专家与研究人员一样，极易有利益冲突，因为“临床专家也就是那些最有可能从业界得到谢礼，演讲费，顾问费或者研究经费的人。”作者认为，心脏病研究目前的日程“受到业界推介新产品的天然渴求的强烈左右。”

于是，以下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我发现其他人也在疑惑，为什么心脏病专家向他们患有严重老人痴呆的亲戚推荐心脏起搏器二零零七年，在老弱病残的护理。人员的网站Elderhope.com，有人以“女婿”署名说：“78岁的外母有老人痴呆，短期记忆严重下降，她一次定期会见心病医生时，医生认为她要安装起搏器… …谁有同样的经历吗？“

到二零零七年夏天，父亲已忘记餐巾有什么用途，又要人教他先脱了拖鞋才能穿鞋。母亲从来都致力要父亲健康些，现在，她转向了。她一次去见罗根医生时，央求医生关掉父亲的起搏器她后来对我说：。“这很为难我其实是在做希望杰夫也能为我做的事。。”罗根很快就明白表示，他。在道德上反对这样做他后来对我说：“这就好像把枕头蒙在你父亲头上。”

不久之后，母亲拒绝再让父亲做检查，不给父亲服食新的老人痴呆药物，不给父亲服食一种副作用很大的薄血药她在那年夏天的日志上写道：。“我承担一切责任。所有这些过当治疗太过分了，它摧残了我。说什么生命质量──我的呢？“

之后，秋季那一天，她恳求我帮忙，我答应了。我对自己说，我们不过是要纠正一个重大的医疗失误。我提醒自己，父亲神智健全时，曾拒绝安装起搏器。我按照一位生物伦理学家的建议，幻想与意志独立，大脑未衰退前的父亲交谈了15分钟，其间，父亲对所有要延长他的所谓“生命”的建议骇极摇头，建议其实要延长，躭搁他的死亡过程。一切爱莫能助。我知道，一旦他去世，我会梦见他，会怀念他无言的，深情的微笑。我希望能融进我以前拥有的父亲的臂弯里，并要求他好好应对这变化。可是，我感觉自己像在给他的处死状签字，无可奈何。

在接着的五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东西。前身是赫姆洛克协会（赫姆洛克协会）的“同情与选择组织”（慈悲与选择）告诉我们，母亲作为父亲的医务代理人，在法律上有权要求撤除任何治疗手段，而起搏器起码在理论上也是一种治疗手段。我们获悉，尽管父亲的医疗志愿书说一旦陷于昏迷或垂死，毋须以生命维持系统保命，可是志愿书没有人说过病人大脑衰退时可以怎么办，也没有人说过起搏器属不属于生命维持系统。我们获悉，假若我们打911紧急求助电话，除非父亲戴着州政府发出的橙红色项带，否则救护人员不会理会父亲的毋须复苏指令。我们并获悉，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病学组织向成员发出过明确指引，说明停掉起搏器是否合乎道德，和什么时候停掉起搏器才合乎道德。

（这在上月〔译者按：。指二零一零年五月〕改变了心律协会〔节律协会〕与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协会〕发出指引，宣布病人或他们的合法代理人有道义和法律权力要求撤除任何治疗手段，包括植入的心脏装置。指引说，关掉起搏器既不是安乐死，也不是协助自杀，可是，不可以强迫医生违背本人道德价值观去这样做。在这情况下，医生“不可以置病人不顾，而应让一位愿意执行这程序的同事代劳。”当然，对于我们，这来得太迟了。）

二零零八年春，情况更糟糕了。父亲常常对照顾他的人员像狮子般咆哮。我在加州的家里上网搜寻，希望找到有同情心的心脏病专家，和找人在夜里让父亲安睡床上。心力交瘁的母亲开始向父亲呼喝，两人夜里的情景让人心碎胆裂。一个老人疑呆病协会的支援组织的领袖建议我们兄妹三人一同飞回去，把父亲送进护理院舍。这位领袖并不了解母亲顽固的意愿，没有听她讲过她结婚时的誓言，还有她对父亲的爱。

这时，父亲已进入护士称为“衰病者”（即不断减少）类别，即未恶化至可以住进晚期病人收容医院，但已难望康复。他夜里一再跌倒，母亲无力扶起他。终于，一个护士与社工小组到来家访，他有资格进入弥留病院了。他的胸腔一呼一吸地响。母亲没有要求使用抗生素。到二零零八年四月中，他得了肺炎，用救护车送进了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晚期病人收容医院。

肺炎曾因为会让老人安祥去世而被称为“老人之友”。当我坐飞机赶到时，情况可不是这样。亲爱的父亲被打了吗啡，闭上眼睛，胸部猛烈地起伏得像部机器，没有人知道他想着什么。

母亲紧握双手啜泣，恳求原谅她失去耐性。她坐在父亲身边，一脸愁苦，哀求医生和护士加大吗啡剂量，关掉起搏器。时在周末，罗根心脏科病房的当值医生拒绝授权，说父亲“可能马上死亡。”接着是五天的折磨。母亲和我轮流呆在父亲病榻旁，看着他呼吸得越来越吃力，双脚慢慢变成紫蓝色。我开始给医院的道德委员会草拟一封信。我两位兄弟这时也飞来了。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父亲在母亲陪伴之下，停止了呼吸。护士在病房外亮起蓝灯。这时，父亲胸腔内的起搏器还在无声地搏动着。

在威斯莱仁大学的小教堂举行丧礼后，我带着从火化场领来的盒子走到一家古老女修院的树林里，这是我与父亲常去散步的地方。时在四月底，云暗气寒。走到一条小溪旁边，我打开盒子，掬出一把骨灰，撒进卷着旋涡的水里。里面有白色的灰，小块的骨头，还有些古怪的金属卷线，可能是起搏器的导线。

一年后，我带母亲到波士顿的布莱海姆妇女医院见心脏外科医生，诊疗室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她已84岁，两叶心瓣有渗漏。医生曾建议她做开胸手术，我则希望能采用伤害性较轻的治疗方法当医生问，哪为什么要去见他时，母亲回答说：。。“来问问题：”她不再是唯命是从的病人了。像我一样，她不再视医生──可能费尔斯医生除外──作治疗师或受信托人，而视之为自行其事的熟练技师。这难免让我感到失去了某些珍贵的东西，失去了病人一向对医生和治疗的信任;治疗毕竟并非无情的修理，应当超乎金钱交易。

那外科医生说得直白：。？不做开胸手术，母亲有百分之五十可能在两年内去世，而若手术成功，可能活到90岁有什么风险他耸耸肩，补充说康复期要几个月，有5％可能中风。在我追问下，他承认病人认知能力有可能在手术后下降。（超过一半病人的智力至少下降两成。）母亲拉起裤管，露出橙红色的脚腕塑料环：不必抢救脚环医生退缩了，忙说不会给佩上这标记的病人做手术要对他的团队说点公平话的话，是母亲若做了手术，万一病发。。可以苏醒过来母亲却是几乎掉泪地说：。“若我中风了，我希望你让我离开。”医生问，若轻微中风，半身有点偏瘫呢？

我不作声。我在场，是为了让她得到她要得到资讯，并支持她作出的一切决定。若她做了手术，智力下降，我会带她到加州的护理院去，像她照顾父亲一样照顾她，付出一样的健康代价。这想法让我心里发慌。

医生让她到楼上去做心回波图（超声心动图）半个小时后，母亲回到候诊室，穿回自己的黑色外衣，然后明确地说：。“我不会做手术。”目标之清晰，与她要求我关掉父亲的起搏器时无异。

接着的春夏两季，母亲都忙于处理房子的修缮，清理父亲的书橱，扔掉父亲为写那本没完成著作而用心收集的资料。她对人说，不想给子女留下个烂摊子。她。的心口疼加剧了，气促日甚她在日志中写道：“我忍着痛做园务就是这么样接受，接受，接受。。。”

。上个八月，她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后来回家休养一个月后的晚上，又发病了我一个兄弟随着救护车送她到医院的晚期病人部去。父亲在那儿留院时，她曾在父亲的病床边呆坐了好几天。第二天早上，她脱下银耳环，告诉护士要停饮停食了，希望就此离世，不再回家。一个小时之后，正当我的兄弟打电话到加州给我的时候，她安祥地去世，就像充满父爱的祖父一样。她对自己的离开，自制而清醒。

一个星期后，在长岛海峡附近的同一个火化场，我和两兄弟透过一扇玻璃窗看着载有她遗体的纸箱滑进火熖中去，她穿着自己缝制的绯红色丝质长袍。第二天，她的骨灰盛在塑胶盒里送到了她住的房子去。父母相亲相爱，并不完美而充满人性的61年共同岁月，有45年是在这房子里度过的。骨灰里没有金属残渣。